【文／王嘉驥】
1840年7月的一天，美國文藝復興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也是《湖濱散記》（1854）的作者，在送自己的一隻鞋去給鞋匠修補時，遭警方逮捕入獄。原因是，他拒繳人頭稅（poll tax）給美國政府。儘管入監，梭羅覺得自己內心自由坦蕩，毫無窒礙。但也因為不具名人士代繳稅金，梭羅只在監獄住了一個晚上。之後，他仍抗繳該稅。1849年5月，他發表了〈對公民政府的抵抗〉（Resistace to Civil Government）一文，收錄在《美學論文集刊》（Aesthetic Papers）書中。該文在他死後重印，篇名也改為今日人們熟知的〈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
梭羅在文中強烈表達，「我絕對不可能認可，作為我的政府的政府組織，同時是一個奴隸政府。」（註）他也不認可美國向墨西哥宣戰，認為是違反公義之舉。他說自己願當好鄰人，從不拒繳公路稅；為了鄉里能受好的教育，他支持學校。唯獨人頭稅，他不繳，因為他拒絕效忠那樣的政府，只想退出並敬而遠之。人因良知所生的正義，比法律更重要。梭羅寫道：「我們首先是人，然後才是受統治的臣民。培養人們像尊重正義一樣尊重法律是不可取的。我有權承擔的唯一義務是，不論何時都只做我認為是正義的事情。人們常說，當局沒有良知，而有良知的人組成的當局不失為有良知的當局。法律無法賦予哪怕一點點的正義；而且由於人們對法律的尊重，善意也會日漸變成非正義的工具。」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上，梭羅主張人們有不違背良知和不服從於不公義律令的義務。
面對法律，梭羅不客氣地指出：「不公正的法律仍然存在：我們是心甘情願地服從這些法律，還是努力去修正它們，然後服從它們，直至我們取得成功呢？還是立刻粉碎它們呢？在當前這種政府統治下，人們普遍認為應該等待，直到說服大多數人去改變它們……為什麼政府不能善於預見並應對改革呢？為什麼政府不珍惜重視少數派的智慧呢？為什麼政府不見棺材不落淚呢？為什麼政府不鼓勵老百姓保持警覺，積極為政府指出錯誤，從而避免犯更多錯誤呢？」雖然批評的是19世紀的美國政府，但是，用同樣的話語來檢驗今日的台灣，難道不使人驚覺，原來我們眼前顢頇的行政與立法當局，竟然還停滯在美國170年前的程度？
民主制度的「少數服從多數」不但給了政府合法的權威，更合理化了官僚必須強制行政的藉口。面對政府權威諸多的潛在暴力，梭羅最後還是語重心長地指出並期待：「政府的權威，即使是我願意服從的權威—因為我樂於服從那些比我淵博、比我能幹的人，而且在許多事情上，我甚至樂於服從那些不是那麼淵博，也不是那麼能幹的人—也還是不純正的權威：從嚴格、正義的意義上講，權威必須獲得被統治者的認可或贊成才成立。除非我同意，否則它無權對我的身心和財產行使權力。從極權君主制到限權君主制，從限權君主制到民主制，這個進步就是通往真正尊重個人的方向的進步。」
對於官方所制定的不合理、不公義的法律及行政命令，梭羅主張公民本於良知與正義，得以抗拒之。此一觀念到了20世紀，啟發了印度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 1869-1948）以「不合作運動」所號召的國家獨立運動，以及美國的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以非暴力作為訴求的黑人民權運動。
台北市近日以「都更」為名所引發的「文林苑」爭議案，意外點燃了關於城市空間美學、居住正義，以及住民、建築開發商和政府三方的公、私權益平衡問題。事件當中，同樣引發社會注目的，則是藝術界和建築界一些同仁與年輕學子，共同熱血沸騰地參與了抗議開發商和政府的具體行動演出。晚近幾年來，隨著藝術介入社會的議題，逐漸蔚為當代藝術家創作的重要觀照與討論項目，建築與藝術學者，譬如黃瑞茂和龔卓軍兩位教授，連同知名藝術家陳界仁，以及不少年輕的藝術學子，也都參與現場。
長期以來，台灣藝術家慣於也安於將創作視為純粹審美的範疇；不然，就是堅守現代主義藩籬，認為創作純屬個人表現，未必需要關心政治與社會。就此而言，藝術界人士參與上述的活動，將其視為合法的美學課題之一，這對台灣現當代藝術的發展而言，的確是不常見的現象，但也格外令人期待。長遠來看，藝術也許無法撼動社會結構，不可能軟化不符公義的律令，卻能夠凸顯權力關係所致的不合理、荒謬，甚至暴力。註 本文所引梭羅一文的譯文，譯者為廉萍，轉引自網頁 ◎http://www.chihoi.net/whisper2006/civil_disobedienc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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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來源：UDN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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