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龔卓軍】
依據上述的三個層次的觀察，我們便可以整理出這次展出作品間的隱微關聯。首先，雷凡朵斯卡（Marysia Lewandowska）和康敏斯（Neil Cummings）的《美術館的未來：分布式》（Museum Futures:Distributed）可以說是前兩屆台北雙年展「自我反觀」的命題延續，當然，其他像《亂倫博物館》、「葫蘆博物館」、《古董級垃圾研發公司，在二零六》等等展示形態，更是從「自我反觀」的格局突穿而出，展現了另類博物館想像。
其次，高重黎的戰爭議題，使我們漸次得以聯結波特萊爾（Eric Baudelaire）的紀錄片《重信命、重信房子、足立正生的長征記，和那影像全無的27年》（The Anabasis of May and Fusako Shigenobu, Masao Adachi and 27 Years Without Images）中的當代世界恐怖主義的暴力與革命命題、洪子健的核武恐怖思維、尼坦隆（Jakrawal Nilthamrong）的《零重力》（Zero Gravity）的邊界戰爭暴力敘事，和波特萊爾「『前』紀念博物館」的現代戰爭嘲諷。
再次，如果能夠跑一趟陳界仁《幸福大廈》在樹林場址的巨型現代廢墟雕塑建築，進而反思新自由主義下第三世界破落精神狀態的影像與建築空間議題，我們就不難理解赫紀希（Hannah Hurtzig）《等候大廳．現代性場景》（The Waiting Hall Scenes of Modernity）中透過空間建築學與對話場景的設定，凸顯某種餘生者與闖入者之間的幽微對話關係，以及亞康法（John Akomfrah）《未完的對話》（The Unfinished Conversation）中的「幽靈詩學」。
另外，透過陳界仁的創作命題回觀張照堂的攝影與鄧兆旻的影像移置雕塑，我們還可以把貫串從1960到1980年代台灣的不同「現代性」經驗，進行影像思維上的對比。值得注意的是，陳界仁的《幸福大廈》展示空間與構成方式，其實與台北雙年展的展示空間、區位、建構過程，形成了「既在展覽之內、又在展覽之外」的奇異裝配，等於是對於「台北雙年展」本身的「現代性」構造，提出了強烈的批判性異見，因此，仍然與赫紀希的《等候大廳．現代性場景》，有著本質上的差異，或許，陳界仁的創作與裝配方法學，更有意凸顯第三世界現代性詩學的特異處境與獨特創作視角。
維鐸克勒（Anton Vidokle）與胡昉作品《兩個太陽》。
最後，在歷屆雙年展的佈置條件限制下，葉偉立的《古董級垃圾研發公司，在二零六》第一次使用了北美館206展場之外的陽台，代表了北美館含納異見的新氣象，這是一個突破。這個陽台變成了一個臨時的工作室，在形式上，呼應了陳界仁對於空間特定場址的方法要求，使美術館空間進行了某種自我的質變，把外部的長期替代空間內部化，而不只是在視覺介面上進行表面處理。
這當然是對美術館另類想像的具體實踐，不過，也同時挑戰了北美館的容受度究竟到什麼程度，以及讓我們想要觀察藝術家的挑釁姿態究竟會堅持到什麼地步。在這個前提下，維鐸克勒（Anton Vidokle）與胡昉的《兩個太陽》對現代廢墟空間的呈現，便有了可資參照的創作脈絡，白雙全與安德萊卡（Boris Ondreička）的文字置入美術館空間，也可以說利用了同樣的「空間順勢介入」的質變邏輯，周育正的考古學陪葬物件的亡靈奇觀化展示，港千尋（Chihiro Minato）的「葫蘆博物館」（The Museum of Gourd）空間流動性由原始轉向現代的展示策略，於此有了對話空間。
在文章的末尾，我想要運用蓋爾（Andrea Geyer）《盤旋升降的土起：第二章》（Spiral Lands / Chapter2）當下，口白講者嚴格地質問自己對眼下的美洲西南部土地的迷戀動機究竟是什麼，又是什麼讓研究者具有正當性進行基於土地的一切人類學、考古學、地質學、民族學、攝影與藝術創作，對這次的台北雙年展提出一個基本的質疑：「這一切展示的動機與正當性，究竟何在？經過巨型展覽機制之後，將來會剩下什麼？」
這個問題，一方面是這個展覽的確欠缺本地的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地質學的跨領域介入，使得市民處於過於陌異的感性認識位置。然而，這其實是台北雙年展長期以來的展覽部署問題。2010年「光州雙年展」（Gwangju biennale）的「萬人譜」（10,000 Lives）是從一個當地詩人的萬人訪問創作計畫開始其發想，我們可以看到國際現當代藝術作品的置入外，對於其歷史的具體反思與亞洲參照，相對來講，遠較台北雙年展為清晰有力。但是，這個策展深度在地性不足的問題，又涉及了本地雙年展機制的短線操作配置問題。
我們給了策展人不到一年的時間，進行一次性的消耗，縱使預算相當有限，但我們要問：美術館究竟想要為本地生產出什麼樣的知識與自我認識？或者，它不過就是一次巨大的耗費，用所謂「無用性」的藉口來進行現代美術館儀式性的預算消化？策展人自我培養的管道，現代性歷史與檔案文件的闕如，是否在展覽之後將依然如昔？
或許，北美館經歷過幾年來一連串事件後的「想像的死而復生」，必須在體制上對這次類近文件展的策展成果，進行更嚴格的自我檢視，建立更合理與宏觀的機制，突破預算法規上的限制，才有可能一舉轉化為一個開放性的本地藝術文化知識生產平台，否則，「現代檮杌」不僅會流於過於形象化、景觀化的噱頭，也會反指向美術館體制短線操作的怪獸之軀，那揮動著巨鞭，透過外來的當代大型展覽操作技術，驅策著本地藝術家、評論者與研究者，進行空洞而脈絡不清的回應，如同向一口無底的沉井發喊，只留下無止盡的自我迴響。
※延伸閱讀：‧從自我反觀走向死而復生的想像：對2012台北雙年展的初步觀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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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來源：UDN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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