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佳玲】
進入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以下簡稱ICP）的地下室特展廳之前，從天花垂掛而下的大型左輪手槍道具，複製著左側牆面的大型壁面輸出圖像中的元素。壁面輸出中是1939年的威基（Weegee, 1899-1968）。他手持著Speed Graphic 4x5相機，蹲坐紐約建築戶外火災逃生梯，一副蓄勢待發的等待模樣。斗大的展覽標題就大膽秀著「威基：謀殺案是我的生意」（Weegee：Murder Is My Business）。這個名稱直接挪用威基在紐約攝影聯盟（The Photo League）的展覽名，暗示威基的新聞攝影題材與紐約密切的關係。ICP過去曾多次舉辦威基的回顧展（註1），此次的展覽在ICP總策展人瓦歷斯（Brian Wallis）採取「對照」策展的研究方法處理。透過「考古」與「比較」的兩條研究軸線，瓦歷斯將威基的新聞攝影呈現在作品所處的歷史脈絡和時代背景。從「威基：謀殺案是我的生意」的考古脈絡，策展人同時建立了威基的私領域與藝術創作。第一展場中重建威基生前公寓與工作室現場，展示著威基生活與工作相關考古物件，如相機、衣物、記者攝影許可證等等，或是重現威基自身策展的攝影展覽的展場空間元素。除此之外，瓦歷斯運用參照、比較的研究方式討論威基的攝影內容，例如：策展人特意將同一謀殺案現場的不同照片來源，如警方蒐證照、其他攝影師，與威基的作品並置同一牆面展示，或是將威基的沖印照片與其印刷在新聞出版品上的圖像，共同陳列。透過四項子題呈現「照片偵探」（Photo Detective）、「閱讀關於它的一切」（Read All About It!）、「真相紀錄」（Documentary Truth）、「赤裸城市」（Naked City），以史料並置參照的展覽內容，「威基：謀殺案是我的生意」提供一種全面閱讀威基作品的途徑。展覽中100件威基黑白新聞攝影也讓人思考當代新聞圖像的小報文化脈絡，以及影像信息化的境況。
城市犯罪，現場性直擊
這樣的圖像是能夠篡奪現實，因為首先照片不僅是一張圖像（一幅畫是圖像）、一個真實的詮釋 也是一種記錄痕跡，某種直接從真實複製而來，像一腳印或死亡面具。（註2） —宋妲（Susan Sontag)
「照片偵探」展區重現威基的公寓現場。（攝影╱李佳玲）
城市犯罪現場是威基感興趣的攝影主題之一。自學攝影的威基大多在夜間進行拍攝，特別是命案、死亡現場尤其令他著迷。他曾說，屍體是最好拍攝的對象，因為他們都不會動。本名為費里格（Arthur Fellig）的威基是紐約1930年代中期著名的特約攝影記者。那時有此一說，威基與警方總比著誰先抵達犯罪現場的競賽。大多時候，威基比警方先到命案現場，因此讓他能夠在警方蒐證之前，拍攝到滿意角度。他所運用的攝影技術和器材，一如1930年代大多人使用的基本配備，如閃燈，4x5底片相機，並沒有特別之處。
威基替媒體拍攝的城市犯罪現場則在展覽中「閱讀關於它的一切」子題單元中討論。透過參照陳設的展覽內容，策展人將同一命案現場的不同圖像來源共同展出，包括警方蒐證照與威基的新聞攝影。舉例來說：《1936年8月6日紐約，多明尼克．狄塔多遺體》（Body of Dominick Didato, New York, August 6 1936）共同展出並置威基與警方蒐證照。這個命案發生在紐約伊麗莎白街90號格蘭莫爾酒館（Glenmore Cafe, 90 Elizabeth Street）前。展出的警方蒐證照，是一種機械式的影像證據，保留著客觀紀錄。警方蒐證照中拍攝酒館正面的照片提供命案地點與環境的訊息；警方近距拍攝死者屍體作為死者的死亡紀錄，彈孔在屍體的痕跡清楚呈現在畫面中。警方客觀的現實複製就像是宋妲所言，攝影形式之一是訊息系統。（註3）而同樣的拍攝對象—狄塔多的遺體，不像搜證照中屍體僅是單純的被攝物件，在威基畫面呈現被害者與命案現場的關係。威基以斜後方的角度拍攝遭到暗殺的死者，倒臥在血泊中。死者屍體位於畫面中央，他的帽子則繼續引導觀者的視線至血泊。這灘街道上的血水佔據一半畫面面積，延伸至畫面下方形成溝渠狀；隨著滿布的血水，這暴力死亡的片刻凝結在威基的黑白畫面中。威基長期關注城市黑暗混亂的暴力和罪犯，透過各式謀殺手法的命案照、或是捕捉圍觀謀殺案現場群眾生動表情瞬間，使得他的作品是一種「現場性」的視覺對話，提供觀眾重回現場的想像經驗。
※延伸閱讀：威基的小報新聞攝影—謀殺案是我的生意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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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來源：UDN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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